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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见弃宗弄赞派来的是团成员之前，皇上又一次约见了房乔、长孙无忌、魏征等人。皇上说：“朕想听一听你们的想法，跟使团成员说点什么才好呢？”魏征说：“第一，我们要通过使团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情况，第二，我们要想办法拉近与对方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要争取与他们在攻打吐谷浑这个问题上有所合作。”皇上说：“你觉得他们有可能为了大唐与吐谷浑闹翻吗？”魏征说：“不管有没有可能，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去争取，实在不行，我们应该使用一些方法理解对方和吐谷浑之间的关系，慕容伏允这个人向来毫无信义，在这种紧要的关头，他很可能要求对方帮助他与大唐作对，也许这就是对方派使者来的原因。”皇上的目光落在了房乔的身上，说：“房先生，你看呢？”房乔说：“陛下在接见使团的时候要尽力避免给对方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大唐非常的傲慢，相反唐朝的天子应该展示自己谦逊的一面。”
皇上说：“你说朕该怎么谦逊呢？”房乔说：“陛下现在拥有天可汗的身份，但这个身份不是所有国家都支持，对方从来没有表示承认天可汗这一身，而且该国之头目也并没有被称作是可汗，而被称作是赞普。”皇上说：“朕知道了。”又是一个夜晚，接见使臣皇上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觉得有些不安。明日一早洗漱之后，皇上来到金殿转屏风入座，太监宣旨之后，使团鱼贯而入，看见皇上端坐于御座之上，为首的使臣走上前来一边行礼一边说：“吐蕃使臣参见天可汗陛下。”皇上立刻制止，说：“朕是大唐天子，天可汗这个身份是北方诸国授予的，吐蕃并没有承认这个身份，朕也在诸君面前不方便以此自居。”为首的使臣说：“其实我们一直是承认天可汗这个身份的，只是之前因为路途遥远没有办法与大唐建立联系，如今我等终于来到了长安、见到了陛下，第1件事就是要把我家赞普承认天可汗这一身份的意愿告诉陛下。”
皇上说：“朕虽然贵为天子，实际上孤陋寡闻，对贵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劳驾你做一个介绍。”为首的使臣说：“我们吐蕃的土地非常的广阔，很多地方都生长着非常珍贵的草药，相信这些东西是大唐需要的，一般来也是希望大唐与吐蕃之间互通有无，以便于让两方百姓共同受益。”皇上说：“贵国的赞普弃宗弄赞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朕听说四邻都非常的畏惧他。”为首的使臣说：“其实我家赞普是一位非常仁慈的君主，之所以四邻畏惧，是因为他非常的公正，就如同中原一种说法叫做公生明廉生威。”皇上点点头说：“我看你唐话说的非常好，是不是已经来过大唐多次了？”为首的使臣说：“其实臣并没有来过大唐，之所以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唐话，是因为臣从小就仰慕大唐的风俗。”
皇上说：“朕听说你们吐蕃言不称俗姓，王族叫做论，一般的官宦人家叫做尚。”为首的使臣说：“陛下说的没错，我国尊贵的人和卑微的人就如同贵国中的两条河一样泾渭分明。”皇上说：“听说你们与吐谷浑世代交好，想必贵国的占卜与现在的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关系非同一般。”为首的使臣说：“陛下有所不知，吐蕃与吐谷浑的确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友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主与慕容伏允之间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是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皇上说：“吐谷浑可汗带兵袭扰凉州的事情你们应该听说过吧？如果朕发兵攻打吐谷浑，贵国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为首的使臣说：“如果大唐因为这个理由要发兵攻打吐谷浑，我们表示谅解，并且可以向大唐保证，我们一定不会像吐谷浑派去援兵。”
皇上说：“真是太好了，如果贵国赞普的确能够做得到，大战之后我们将想办法方便与吐蕃之间的贸易。”会见结束之后，使团成员被接到馆驿休息，皇上与亲戚的大臣聚在一起，对接见时谈到的内容进行了复盘，皇上说：“如果朕要开放与吐蕃之间的贸易，你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魏征说：“吐蕃乃是羌人之后，是羌人在汉朝的时候曾经多次作乱，陛下真的要与他们建立联系吗？臣敢打赌，百年之后，羌人一定会与大唐发生冲突。”皇上说：“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后来南下进犯大唐的部族，之前他们大多与唐朝没有什么来往。”魏征说：“胡虏之所以无百年之运，是因为华夏始终拒绝与之往来，陛下觉得胡虏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华夏，这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皇上说：“当初五胡乱华，整个中原生灵涂炭一片凋敝，可如今又怎么样呢？中原大地又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房乔说：“陛下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皇上说：“你也不赞成开通与吐蕃之间的贸易吗？”房乔说：“臣是这样看的，吐蕃如果不与大唐亲近，他一定会与别的国家亲近，比如吐谷浑。对吐谷浑亲近一定会危害大唐，大唐亲近，虽说要从大唐拿走不少的好处，我们也可以从这种亲近的关系当中拿到属于自己的利益，比如我们可以分化吐蕃与吐谷浑之间的同盟关系。臣是这样看的，把别国视作是威胁，固然没有什么问题，在相比之下，真正的威胁永远在内部，如果大唐君臣能始终保持贞观初年的状态，一个吐蕃又能把大唐怎么样呢？附近的大唐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自己放射光芒，却不希望照亮别人，臣以为这是不切实际的。”长孙无忌说：“房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大唐把对外部的怀疑形成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内政的关心上来，相信大唐一定可以长生不衰。”
皇上说：“常言道善始者众，善终者寡，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房乔说：“在这番话背后其实是道，人为什么难以善始善终？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人的想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游离于道之外的，天人合一状态只能暂时出现，不能长久保持。周公是大圣人，可他真正在周朝执掌机要不过匆匆七年而已。大圣人尚且是如此，一般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皇上说：“周文王、汉文帝都是前朝的明君圣主，也都能够善始善终，为什么你不举这样的例子呢？”房乔说：“周文王终其一生都是商朝的臣子，头顶上永远悬着一把剑，人又怎么能不安分呢？于汉文帝只要说出一件事，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境了。”皇上说：“在史书当中，汉文帝一直都是明君。”房乔说：“汉文帝的身边一直活跃着一般弄臣，其中一个叫邓通的人更是被欢喜的不得了，有一位擅长向命的人告诉文帝，邓通会死于贫困。汉文帝不信邪，就把一座铜山赐给了他，多年之后文帝驾崩、景帝登基，邓通的财富立刻就被夺了个干净，竟然真的贫困而死。由此看来，人主也不能改变天命，又怎么能不让人畏惧呢？”
皇上说：“你想用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房乔说：“宠幸佞臣、流放贾谊，让后人唏嘘不已。”皇上说：“为什么你说的这些事情我被后人所熟悉呢？”房乔说：“三代以来记录史籍一直都有一个传统，就是秉笔直书。从孔子开始，史书有了另外一种想法叫做春秋笔法。这种写法有一个特征，就是在记录史书的时候体现着史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史官遇到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人，这个人所做的善事就会被放大，他所做的不那么光彩的事，就会被写得十分隐晦。那个叫做隐恶扬善，也叫做避讳。”
皇上说：“你觉得是秉笔直书好呢？还是隐恶扬善的好呢？”房乔说：“这两种记录史实的方法，所侧重的点不同。秉笔直书看中的是对当代人的影响，如果你做坏事，不管你的身份有多么尊贵，关就把你的恶行一一记录传之后世，让你遗臭万年。而隐恶扬善所看重的是对未来人的影响，如果后人翻开史书，看到里面记录的都是前人的险恶，史书会形成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会形成人们所生长的环境和氛围。要是大家从小就被浸泡在人性之恶当中，那么这个人在长大成人之后心中还能有多少善呢？”皇上点点头说：“你觉得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记录史实的方法呢？”房乔说：“史官在记录帝王和百官言行其当时风俗就应该坚持秉笔直书的传统，让每个人都心有畏惧而不敢胡来。后世的朝廷在为前朝撰写史书的时候，可以有所褒贬、可以隐恶扬善。”